奥地利作家茨威格和德国作曲家兼指挥家理查·施特劳斯之间的来往书信是20世纪前半叶最有趣的文本之一。这些信据英文译本（加州大学1977年版）前言作者说，读起来像戏剧。施特劳斯（1864－1949）的交响诗剧《唐璜》、歌剧《蔷薇骑士》、《莎乐美》和《厄勒克特拉》等作品有着广泛的听众，50年众里寻他千百度，也只找到一位诗人能写与他的音乐天才和脾性相匹配的歌词；这位诗人是雨果·冯·霍夫曼斯塔尔。1929年，霍氏故去，施特劳斯竟觉得自己从此不可能再为歌剧谱曲了。1931年，施特劳斯请一位朋友致意茨威格，问作家是否愿意为他写歌词。随后，命定般的一系列事件发生了，结果是以《一个沉默的女人》为名的作品诞生了，同时诞生的是一段亲密的人际关系，这关系既有人道色彩，又富艺术韵味。这种关系的媒介是一束往来书信。1933－1935欧洲政治风云突变，使两位艺术家的通信中断。所以《茨威格和施特劳斯通信集》的时段是1931－1935。
施特劳斯知道茨威格酷爱音乐，喜欢收藏音乐家作品签名本。麦克斯·雷格尔曾经把19岁的茨威格写的诗当歌词谱成曲子。雷格尔（1873－1916），德国作曲家、管风琴家，反对标题音乐，以管风琴作品《巴赫幻想曲和赋格曲》著称，另有管弦乐《伯克林组曲》行世。施茨往来书信的第一封是作家写给作曲家的。这封信据爱德华·洛文斯基说像《叶甫盖尼·奥涅金》里达吉亚娜写给王子的信。这位著名的作家给老作曲家写信竟像一个羞涩的姑娘给她多年默默崇拜的伟人写信。只不过这次是被崇拜者接受了追求他的羞赧的人。施特劳斯的回信直截了当，他希望茨威格给他写歌剧。作曲家要求这个歌剧表现一个与从前作品女性角色不同的女人，或是一个女国际间谍，或是一个敲诈勒索的女人。施茨都是博览群书的艺术家，性格和脾性却大异其趣；往来书信很能反映两人个性的不同。茨威格和施特劳斯在政治方面都天真得令人吃惊，从他俩应付纳粹的方式里可以看出这一点。茨威格以逍遥的姿态远离政治；施特劳斯则完全没有原则，他梦想利用政治为自己服务，结果是惹了一身骚。施茨通信涉及的主要是两人的艺术观念和对具体作品艺术形式的意见，也涉及当时艺术家谋生的方式和经济状况。由于施在纳粹执政期间的特殊身份——帝国音乐事业管理人，所以他们的信中不可能不涉及犹太人问题，而茨威格又恰恰是犹太人！施特劳斯曾有一封情绪激昂的信给茨威格以表露自己的心迹：“你以为我是在‘我是日尔曼人’的思想指导下作曲的吗？你相信莫扎特是作为‘雅里安人’作那些曲子的？我只知道有两种人，一种是有才能的人，另一种是无才能的人。对我来讲只有观众；我才不在乎他们是中国人、新西兰人还是柏林人呢，只要他们买门票就行。”
这封信让盖世太保截获了，到了希特勒手里。戈培尔的代表于是造访作曲家，请他以健康为由辞去“帝国音乐管理委员会”主席的职务。施特劳斯终于认清了专政下的生活状况，当即同意辞职。他后来曾上书希特勒，希望别剥夺他上台指挥音乐的权利，希特勒根本没理睬他。
达吉亚娜给奥涅金写了第二封信。王子开始向她求婚了，她却表示拒绝。施特劳斯明白了，已经没有什么可以挽回从前的友谊和合作。“我这样档次的艺术家居然要征求（戈培尔）部长的意见该写什么该演什么。……我真羡慕我的朋友茨威格，由于种族关系被迫害，倒可以公开或私下拒绝与我合作……我对‘艺术家’茨威格不能超然于‘政治时尚’之上而感到遗憾。”就在施特劳斯充满矛盾地大谈“政治时尚”时，作为历史学家的茨威格却无法不看到世界局势的严重了。他感到德国阴云密布，他知道风暴即将席卷全世界。战争爆发后，他先到美国，然后到巴西。尽管远离了战争的恐怖和毁灭，他和妻子还是无法忍受“轴心国”的耀武扬威，双双自杀。“我问候所有朋友！愿他们活着看到长夜后的黎明！等不及的我准备独自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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